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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9-03-12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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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公弼、欧阳修两人都在苏轼的人生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陈公弼对于苏轼的为人处事之道有着深刻的影响,是苏轼在政治仕途思想的良师。而欧阳修这个文坛领袖,对于苏轼的影响更为深远,在文学上则成为苏轼的伯乐。然而,二人虽对苏轼的思想和文学上的影响极大,但是苏轼却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并在思想境界上超过了二人的造诣。陈公弼;欧阳修;苏轼的思想;影响陈公弼在苏轼少年平步青云且一举考得贤良方正、直言能谏榜首并在官场中初露头角时,就给苏轼为人处世方面上了一课。他不苟言笑的性格特点与年少轻狂豪气冲天的苏轼有了性格上的磨合,让中年的苏轼回首当初时受益匪浅。而欧阳修是苏轼的老师,对苏轼所选的文学道路有一定的导向作用。苏轼的大量政论史论被其影响的痕迹明显,散文风格也与欧阳修的文章一脉相承。因此,可以说陈公弼对苏轼的影响主要侧重于做人方面,而欧阳修主要对苏轼的文学素养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一、陈公弼是“苏贤良”政途思想上的良师嘉佑六年(1061),苏东坡首次担任官职。由于成绩优异,做了只有具备任官资历才能担任的“签书判官厅公事”这样的知府、知州的助理官。此时的苏轼开始了他在凤翔的政途之旅,同时,在陈公弼手下的政治学途也拉开了序幕。然而二人的相处并不愉快。当苏轼到了凤翔,他自身的正直且充满政治抱负的性格特点让他造福了凤翔的百姓。再加之苏轼在科举考试之中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的皇帝钦点的最上科而声名鹊起,所以便有同事尊称这位新秀为苏贤良,这却触怒了陈公弼,他命人打了这位同事的板子。然而这几棍子打进了苏东坡年少轻狂的心里,苏东坡认为陈公弼的所作所为未免有点小肚鸡肠,实在是有辱文人的颜面,故因此在心里与陈公弼暗自结下了梁子。再者,当时朝廷规定中元节官府要举行集会,而苏轼出于文人固有的个性没有参加。苏轼因此被陈公弼罚了八斤铜。当然,钱对于苏东坡老说并不重要,他觉得陈公弼又一次当众让他难堪了。而苏轼最不能忍受的是陈公弼一次又一次对他的文章圈圈点点,总是让他再三修改,才让其交差。苏轼对于自己的文笔是引以为傲的,无论当今圣上还是文豪都赞赏有加。一个区区知府的反复指点着实让他郁闷,也因此写下了“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的诗句。苏轼对陈公弼有如此偏见,然而对陈公弼来说,苏轼的心理他只不过爽朗一笑,大手一挥让人刻到了凌虚台门前的石头上,用于提醒后起之秀正确看待他们的成名,学会怎样做一个成熟的人。同时,陈公弼这样做也是让才高年少的苏轼理解他的良苦用心。这一点从苏轼写的传纪中就可以证明。苏轼一生只写过十篇人物传记,而同朝代的只有两位,其一就是陈公弼,而且篇幅最长。乌台诗案以后,苏轼过了意气用事的年龄,经历过了官场黑暗和社会的人情世故后,苏轼才真正理解了陈公弼的良苦用心。也叙述了苏轼“已而悔之”的发自肺腑的感恩。所以,一代能吏陈公弼不止给苏轼带来了治理政治的策略,还给了苏轼以爱人以德的正能量引导。由此可见,陈公弼对苏轼在政途思想上的影响是不可或缺的。二、欧阳修是苏东坡在文学思想中的伯乐欧阳修的词风分为深婉和疏隽两种。疏隽主要是对传统题材的创新,例如在词里面发泄仕途失意的心情,或直议社会、人生、历史和政治。深婉则是对柔美词锋的继承和发展,清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评论欧阳修词“疏隽开子瞻,深婉开少游”。[1]由此可以看出在文学创作中欧阳修对苏轼的影响分为了两种:一是豪情之志的抒发,二是遣玩游赏的情趣。苏轼的散文风格中有着欧阳修的影子。“言必中当世之过”的文论观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观,在其佳作中均有体现。从此处可以看出欧阳修和苏轼在文学创作中的师承关系。苏轼的才华第一次被欧阳修发现是在嘉佑二年的时候,那时欧阳修出任这一年的省试考官。第一场为策论,欧阳修出题《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苏轼的答卷特别精彩,欧阳修阅后,觉得此文甚是压卷之作,无疑应位列第一。但由于欧阳修的弟子曾巩也参加了此考,卷子的名字又被密封,卷子不知是何人所为。欧阳修怀疑此卷为曾巩所答,为了避嫌,将此卷列为第二。等到了复试的时候,欧阳修又见一篇甚是精彩的文章,感慨之余,此文列为第一。到了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发现,原来这两篇文章的作者都是苏轼所作,他非常感叹也非常惊喜。后来,他跟梅尧臣说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与梅圣俞四十六通》)。从此句话看出欧阳修对苏轼的喜爱之情,并为后来欧阳修在文学之路上成为苏轼的伯乐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由于两个人的志趣相投,也因为两人在仕途上所遭受的坎坷经历有些相同。欧阳修不仅成为了苏轼的老师,他们也结为了忘年交。他们之间的交往不仅仅只是游宴诗歌传佳作,在待人处事方面,年长的欧阳修也教给了苏轼很多技巧。可以说欧阳修是把诗文革新和发展的接力棒郑重其事的交给了苏轼,而苏轼也不负所望,继承了其师爱才惜才的优良传统,有了后世的苏门后秀。其师徒二人强力的推动了宋代文化史的进步,他们奖引后进,出现了很多的有志之士。欧阳修对苏轼的文学思想影响不止造福了苏轼一人,更帮助了宋代的文学发展。三、苏轼在思想上超越陈公弼和欧阳修陈公弼为人刚正不阿,但性格有些过于耿直。他享年64岁,因过度操劳而去世,而苏轼超于他的思想境界之处便是在于自我排解之处,无论在仕途中如何受阻,苏轼依旧以一种平和的心态,以流放当作观景,作出了更壮美更潇洒的诗篇。而陈公弼的生活便没有苏轼的多姿多彩,他的生活重心便全放在了工作中,性格也更加内向,较苏轼来说,陈公弼更加严厉难以接触,在对后辈的影响方面肯定较苏轼而不如了。欧阳修主张的文学观主要是“文以致用”,该观点主要针对的是北宋期间骈俪之风又一次在文坛兴风作浪这一现象提出的。他对当时很多作家空谈议论之作的行为予以极度的批判,在《与黄校书论文章书》中提出“博辩而深切,中于时病而不为空言”,在《送徐无党南归序》说这些“文章丽矣、言语工矣、无疑草木花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也”。[2]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入室弟子,他不仅继承并且发展了其观点,他将这一观点更加具体化,他认为当代的作家应该将重心放在生活、政治之上。尤其对政治生活中的错误观点绝不能姑息,应以笔带刀剖析出现实中深刻的问题。欧阳修还有个观点为“勿作戚戚之文”的观点,但苏轼对其观点也有所补充,他认为暂时的戚戚是可以的。而欧阳修是“处患难,不戚戚。”在欧阳修被贬之后,在文章中他依旧严于克己,从不表露出任何的哀怨悲伤之情。而同样的当苏轼遇到被贬之挫时,他虽然既来之则安之。但也在游山观景之时怀古伤今、感叹人生短暂、吟诵自己的壮志未酬。苏轼更赞同的是逐渐克服忧郁,而不是克制自己的情感。在文学创作中欧公的散文向苏轼的散文源源不断的输送营养,在欧阳修的肩膀上苏轼得以更快速的成长,受到了更多的启迪,也拥有了一些高于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思想方面的新思路。参考文献[1]韩珊珊.欧翁领路人,疏隽开子瞻[].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3(1).[2]孙兰廷.论欧阳修对苏轼散文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99(3).